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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3 22:19:14【3409754】
量相仿。 民警确定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,马上带着程小姐四处寻找。经过十几分钟的搜寻,民警在售票厅发现嫌疑人,迅速冲上前将其制服。民警当场从男青年的背包中搜出程小姐被盗的笔记本电脑,此外还有一个黑纸盒,与程小姐电脑包中的那个一模一样。 经审查,嫌疑人马某承认了偷盗电脑的事实。据他交代,这种纸盒子是他事先制作的“道具”,纸盒中塞着杂志和硬纸皮,与笔记本电脑的体积重量相仿。他守在售票厅或发车点,一发现有人提着电脑包,便迅速尾随上车,伺机作案。 目前,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警方提醒广大旅客,行李切勿放在自己座位正上方的行李架上,最佳的位置是放置在过道对面的行李架上,这样就可以让行李一直处于自己的视线内。 (福州晚报记者 严鑫 通讯员 站前综/文)1 2上一页下一页 省国土资源厅被指违法办证 该厅回应已尽到审查义务 河南商报 (微博)记者王红伟 南阳一家矿业产品开发公司被指拿到了本不属自己的采矿许可证,并造成投资人鹿某经济损失500多万元。 昨日,在郑州高新区法院,原告鹿某的代理律师称,造成这一切,与省国土资源厅有直接关系,将后者告上法庭,要求撤销其违法颁发的采矿许可证。 省国土资源厅答辩,原告鹿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,国土资源厅尽到了审查义务,并且该许可证已失效,诉讼无意义。 起因 500多万元打了水漂 在起诉书上,鹿某简单叙述了自己“上当受骗”的经过。他说,2010年8月,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桐柏县毛集镇企业办主任罗某。罗某称,他手里有一铁矿,手续齐全,并出示了由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。鹿某称,他信以为真,与罗某的儿子签订了协议,合作开发该铁矿。鹿某说,之后,他分三次付给罗某215万元股金。当年10月,罗某以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授权鹿某为3号矿矿长。 鹿某说,之后的3个多月,他先后投入360多万元,购买设备进行排水等前期工作。2011年4月,前期准备工作结束,眼看要出矿了,却有人告诉他,该矿非罗某所有,要求鹿某撤出。 查询 采矿许可证是套牌的? 鹿某立即找到罗某,但事情半年都没解决,他投资的500多万元基本打了水漂。 鹿某委托律师开始调查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情况。鹿某的代理律师、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成永说,国土资源厅所颁发采矿许可证中的申请人、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根本没有相关年检资料。该公司的工商注册号所对应的是另外一家公司。再查,该矿业产品开发公司早在2009年8月就变更为桐柏鑫森比尔木业有限公司,没有矿石开采权。 同时,他们还发现,国土资源厅所颁发采矿许可证是一个临时延续许可,该临时延续许可所对应的应是其他一家公司,而该公司早于2004年就已注销。 解释 许可证已失效,诉讼无意义 “这就好比是一辆套牌出租车,用A出租车的牌照,B最终拿到了C出租车的营运许可。”成永说,他们不明白,明明不一家公司,国土资源厅怎么会颁发采矿许可证?“没有这个证,就不会投资。”鹿某将省国土资源厅告上法庭,要求撤销其违法颁发的采矿许可证。昨日,在高新区法院,省国土资源厅委托两名律师出庭。他们答辩,原告鹿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。另外在颁发许可证过程中,国土资源厅尽到了审查义务,并且,该许可证已在去年底失效,诉讼无意义。 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,也委托律师出庭。他们否认了与鹿某的合作关系。对于办证过程,也没有过多解释。 但成永认为,鹿某虽然不是行政许可的相对人,但该许可造成了鹿某的实际损失,鹿某完全有资格提起诉讼。他们手中,有大把的银行转账记录,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。 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出现纷争,法官宣布休庭,择日再审。(线索提供:王松波) [导读]“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,看到那么多受害人,看到那么多犯罪人悔悟他的行为,认识到他的错误,先不从法律上看,但从一个人来看,生命的消逝,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上产生一种震颤。”《临刑会见》电视节目录制现场。——丁瑜 提供丁瑜是电视节目《临刑会见》的制片人兼主持人。《临刑会见》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,截至目前,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,展示在《临刑会见》的镜头中。“我不同情他们,我只是惋惜他们。”—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。面对死刑犯“你认为这就是爱吗?”丁瑜问对面的死刑犯。这名42岁的男子,闯入前妻家中,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。行凶之后,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,企图自杀,最终警察解救了他。他们的女儿,失去母亲之后,也即将失去父亲。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,丁瑜与这名犯人面对面坐着,丁瑜的身后是摄像机。“我也不知道。我本来不想伤害她。谁也不想伤害,结果伤害了她。”男子回答。“一开始的时候,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,直到作案的那一天,还不想伤害女儿,可是恰恰受到最大伤害的,在心灵上……会哭吗?想(女儿)的时候会流泪吗?”丁瑜问。“我也不知道咋回事,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……我杀了她(指前妻),趴到她身上哭了。”男子回答。表情尴尬,木讷。之后,把头低下来。“假如时间回到那个时候(指行凶时刻),你会怎么做?”丁瑜问。“那有可能死的是我。我宁可死,不愿伤害她。”男子回答。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,采访结束了。不久,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的女儿,在这档《临刑会见》节目中见到自己的父亲。每次采访结束时,丁瑜会向对方道一声“谢谢”,随后站起身,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。在另一期节目中,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,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。过程是:为了偷外祖父、外祖母的钱,女孩儿将安眠药放在老人们的茶内,不幸安眠药没有达到效果,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,发现了男孩儿,由此引发争斗。男孩儿将老人杀死,为了掩盖罪行,他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,女孩儿判处12年有期徒刑,男孩儿被判处死刑。“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的父母或者给他的父母去要点儿呢?”丁瑜问。“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……我们俩也这么大了,也能劳动了,怕父母担心。”男孩儿回答。“她(指女孩儿)母亲的亲生父母被活活害死,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一家心里很难过,有什么话就说,我可以告诉他们。”丁瑜问。“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,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。对不起。”男孩儿回答。采访完了以后,丁瑜觉得不舒服,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……丁瑜告诉记者:“我采访过不少比他们(指上述男孩儿)还要年轻的,其中刚年满18周岁,一旦犯罪就可以被判处死刑的人,他们就因为一时错误的选择,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”“没有人不想活着。”丁瑜介绍,一个死刑犯,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,一般要一到两年时间,他们在这期间也会对自己进行一些思考。所以,当死刑真正来临时,人的表现是麻木的。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出现腿软的场面,一般根本不存在,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,失去思维,脑海产生空白。但在行刑等待期间,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,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。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:自作自受。采访开始的时候,丁瑜会问:“真的要走了,害怕吗?”罪犯们一般会回答:“害怕,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。”或者:“怕不怕,结果都已经这样了,又有什么办法。”“有的人,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,只求一死;有的人会说不想死,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,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;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,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。”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。丁瑜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,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。在河南焦作,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,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,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,并没有将这少女放走,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。“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?又不是禽兽。”丁瑜问主犯。“所以说罪有应得吧。”主犯回答,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。“采访过这么多案件,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,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,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,为那个无辜的孩子、那个无辜的少女,所有人应该恨你们。”说完这话,丁瑜流下了眼泪。“我很庆幸你被抓获,你是个渣滓。”丁瑜最后说。采访特殊罪犯,也是一个挑战。包荣亭,一个男性同性恋者,杀死了自己的母亲。“你觉得你说话,你觉得别扭吗?你觉得舒服吗?感觉难受还是舒服?”包荣亭主动问丁瑜。“啊,没有。”丁瑜回答。“那这就对了。”包荣亭说。其实,为了尊重对方,维持谈话的氛围,丁瑜向这名罪犯撒了谎。《临刑会见》的生命关怀丁瑜是电视节目《临刑会见》的制片人兼主持人。《临刑会见》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,它诞生于2006年,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。因为死刑、死囚话题的敏感性,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,遇到了很多困难,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,每周一期,节目在每周六晚9时30分,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上同步播出。截至目前,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,展示在《临刑会见》的镜头中。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,在理论上,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,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,和法官一起,因为2007年开始,死刑案件,二审必须开庭审理。“二审法官开庭时,会把罪犯提出来。庭后采访,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,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,法官和我们配合。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。”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,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,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。没有机会见到罪犯时,丁瑜的团队就协调看守所,到看守所去采访。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“此案正在进行二审,或者本案正在经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”。“实际上的临刑会见,比如8点执行,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。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。尤其是这一两年。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。“我不想再送他们。”丁瑜解释,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需要很多条件限制,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,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。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。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,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。绝大多数情况下,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。丁瑜会碰到这次采访未能如愿,这样的情况并不多。去年春天,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,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,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,要么是答非所问,一个人自言自语,已无法正常表达,丁瑜只得放弃。还有一次,2010年冬,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,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,对方又反悔了。丁瑜也无可奈何。“已经面对面采访226名罪犯,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,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。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,他们会变得很平静,很释然。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,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,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度日如年。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,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”丁瑜告诉记者。“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,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。”丁瑜说。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,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吴艳艳表示,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,谢罪,祈求轻判。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—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。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,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。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,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。然而,关怀不仅限于此。“《临刑会见》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,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,使观众能得到警示,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这样评价道。截至去年底,全世界尚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,作为人口第一大国,中国执行死刑也屡见不鲜。中国政府从来不掩盖执行死刑的事实,相反,中国政府会通过媒体发布重大恶性案件的审判结果,以此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,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。《临刑会见》的本意即在于此,它警告人们偏离生活轨道的教训,从而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法律的尊严。在河南,你可以在家里、餐厅、咖啡馆等公共场所,甚至监狱里收看这档节目,这档节目拥有8000万观众,是河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。通过与法院、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,《临刑会见》栏目组在选材上获得非常大的便利。他们更注重情感、婚姻、家庭关系、青年犯罪、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。栏目编导王李的解释,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、变异,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。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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